魏杰：前三十年国富后三十年民富

 

正当我们在2008年底纪念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国经­济增长却出现了自1998年以来首次严重下滑的态势，这真有点“天不遂人愿”的晦气感觉，但仔细琢磨起来，这未必完全是坏事，似乎“坏事也可以变好事”，最起码可以让我们充分认识到我国的新经­济体制还很脆弱，我们还需要深化改革，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危机性改革，也就是危机会推动改革，是中国改革的一大特征，因而这次危机可能反而会推进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化。
    
     为什么我国经­济在2008年底出现经­济增长过速大幅度下滑？人们往往将责任全部归结为美国的次贷危机，认为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世界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影响到了我国的实体经­济，从而使我国经­济出现了增长速度过速下滑的态势。的确，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对我们冲击很大，但我们不能把责任全部都算在美国人的头上，我国的经­济增长出问题的根本性原­因，是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有问题，也就是我们1998年以后所形成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将我国的经­济带入了目前的困境。
    
     为什么我国经­济选择了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国内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过剩，因而只有用外需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也就是说我国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是建立在国内需求严重不足的基础之上的，是我们一种无奈的选择，如果国内市场需求旺盛，可以吸收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生产能力，我们就不用去选择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日本经­济在1987年出问题，东南亚经­济在1997年出问题，其根源都因为出口导向型经­济惹的祸，我们对此是有共识的。在2006年以后，我们已感到，在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下，我国经­济的价格机制严重扭曲，贸易顺差和资本顺差都很大，这种双顺差导致了大量外汇流入我国，迫使中央银行多发货币，使得我国通货膨胀压力一直很大，而巨大的外汇储备在对外投资中，又往往形成了我国主权金融严重缩水的巨大压力，因此我们应该注重启动内需，从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转向内需推­动型增长方式。
    
     但是为什么我国的内需迟迟启动不起来，迫使我们实行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根本原­因是我们的现有经­济体制有问题，集中表现为收入分配体制有问题。我国现有的收入分配体制的缺陷在于：第一，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国家占有的比例太高，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太低，出现了国富而民并不富有的状况，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状态，严重制约了居民的消费需求，使得内需严重不足；第二，国家在支配自己所拥有的国民收入时，没有注重将国民收入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而是重生产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轻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因而使得居民因为没有生活安全感而将储蓄作为进行自我保障的基本方式，高储蓄率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特征，从而抑制了本来就增长很缓慢的消费，最终导致内需严重不足；第三，国家在再分配过程中对居民之间的收入状况调整的力度不大，再加之腐败和垄断，形成了收入差距过大的状态，社会中下层居民的收入增长缓慢，作为耐用消费品主要消费者的中产阶层，在社会阶层中所占比重太小，从而抑制了市场需求的有效增长，导致内需严重不足。
    
     因此，我国在未来三十年的改革中，应重视如下的改革措施：一是重塑国家与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新增收入要更多地向居民倾斜，如果说改革前三十年是解决国富问题，而后三十年则是要解决民富问题，因而我们要推进包括向居民免税、退税、提高个税起征点为内容的税制改革，要推进让居民能享有国有资产收益为特点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要推进有利于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金融体制和房地产体制改革。二是要将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内容，真正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制，因而我们不仅要将国家财富的增量更多地用于社会保障，而且还要将国有财产的存量部分也能用于社会保障，例如可以将优质国有资产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从而使社会保障有丰富的财力支持。三是要加大对再分配过程的调控，更加强调公平，尤其是要解决腐败和垄断所形成的收入分配的两级分化，推动中产阶层的壮大和发展，为国内消费需求上升创造良好的社会基础。
    
     总之，后三十年的改革要以民富为中心。我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和成功发射“神七”之后，不少老外老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到底是富国还是穷国？我回答他们说，确切地讲，国家已经­在改革放开中富有起来了，改革开放所激发的活力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居民还并没有富起来，因而中国现在的关键是要解决民富的问题。
    
     要解决民富的问题，就必须以民为本，而不是以政府为本，政府不能控制太多的社会财富。政府控制的财富太多，就会形成了强政府，在强政府的条件下，民富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因此我们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要限制国家权力体系支配社会财富的规模。人类社会由三大权力体系构成，一个是人权体系，一个是财产权体系，一个是国家权力体系，我们要有效界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要防止国家权力体系侵蚀人权体系和财产权体系，国家权力体系是为人权体系和财产权体系服务的，而不是国家权力体系支配和侵蚀人权体系和财产权体系。
    
     为了有效界定国家权力体系与人权体系、财产权体系的关系，在经­济上应该实行混合经­济体制，在政治上应该实行民主政治。在混合经­济体制条件下，任何财产都有了平等的地位和权利，都拥有“国民待遇”，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法律上的平等和竞争上的平等，这样就既可以保证经­济充满活力，又可以保证任何人都有致富的平台，实现财产上的平等，从而有效推动国家和居民同时富起来。在民主政治条件下，人们可以实现人权上的平等，从而有效约束国家权力体系的过度扩张，为混合经­济创造良好的政治体制。民主政治包括民主选择和民主监督，我国现在首先要做的是民主监督，通过民主监督有效约束公权的过度扩张，民主选择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总之，经­济上的混合经­济和政治上的民主政治，是我国今后三十年改革的主要内容。当然，所有改革都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人民福祉的提高，是决定我国改革方向和衡量我国改革绩效的首要标准。
    
     来源：清华EDP课程网
     （作者魏杰,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