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望成为低碳生产的全球领袖

在中国2005年的温室气体排放中，有三分之一是由出口生产造成的。戈兰•彼得斯指出，只要发达国家能够言出必行，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低碳发展，光明的未来就在前方。

 

中国惊人的经济发展是以不断加重的环境影响为代价的。2007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这比科学家们仅仅在几年之前作出的预测要早了几十年。

 

在中国的排放增长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出口生产造成的。2005年，中国排放的三分之一来自出口产品，而1990年只有16%。在过去的五年中，中国超过一半的排放增长都是由出口产品造成的，这些产品中有一半销往发达国家——四分之一销往美国。这个巨大的增长的原因是电器和纺织品等制成品。

 

但是这个巨大的出口排放比例并不会给全球交易系统带来问题。实际上，问题在于中国生产系统碳效率的低下，而且主要在于发电方面。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的发电全都是可再生的话，那么中国的产品就会既经济又环保了。

 

出口在中国排放中的重要地位说明，在为达成2012年《京都议定书》后续协议的政策讨论中，国际贸易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其中的挑战在于必须保证贸易用于鼓励而不是阻止中国参与2012年之后的气候政策。

 

中国的出口增长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其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和巨大的生产能力。这个竞争优势被用来降低制成品的成本，而驱动力则是发达国家的需求。采用类似的原则，中国也可以降低能效或可再生技术的成本。无论全球还是在国内，这都能够让中国成为推动全球新产品以及低碳社会所需技术的火车头。

 

要解决中国的排放增加，必须从国内外两个方面入手。在国内，中国必须停止错误选择，这会让系统停滞好几十年：中国必须保证新建电厂利用最新的清洁技术，并且消除技术实施的障碍。中国发展的规模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良机，可以进行试验并且实施那些发达国家目前没有勇气采取的措施，比如碳捕获和储存的大规模实验；取消对化石燃料的补贴，把它们放在能够促进可再生能源起飞的非化石能源上；对城市规划、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在中国实现一个非化石燃料的未来，可以大大降低将来的气候缓和成本。这些措施不用增加成本，但会把收益从既得利益者转移到另外一些人手中，他们具有转化未来所需的观念和概念。

 

发达国家迈出的第一步，应该是把雄辩转化成实例。可以大大激励清洁技术的发达国家政策必须和生产相配套。用完美的回报鼓励中国努力实现清洁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将会降低生产成本，加速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发电机等技术的全球扩散。

 

工业化国家也必须把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从单纯的消费品向清洁技术转换。发达国家应该对消费产品的使用制订严格的效率要求，以此迫使中国厂商达到标准来生产出畅销的产品。这类典型的产品包括家用电器和客运车辆。在其它环境事务上已经存在类似政策，比如《欧盟关于报废电子电气设备指令》(WEEE) 和《关于在电子电气设备中禁止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RoHS)。扩大的生产将刺激新事物的发展并降低生产成本，无论在中国内外都有助于低成本能效产品的全球扩散。

 

这些解决方法旨在把中国的生产转向清洁能源，从而为中国提供促进生产和贸易的动力。为了把这些益处持续下去，中国必须同意把一部分收益用于采取大规模措施来清洁其生产体系。要对中国的进步进行监控，全球部门性措施是一个选择，但必须注意不能给中国经济增加负担。

 

如果能达成一个全球协议鼓励中国生产清洁技术，那么至少在短期内中国的排放将会增加。这突现了目前集中注意力缓解各国排放中的困难。中国经济产生的排放中那些让发达国家受益的，特别是让单纯消费受益的，我们不应该仅仅将其看成一个中国生产的问题，更应该看成一个全球消费的问题。同样，那些生产清洁技术或者产品生产碳排放比别国低的国家应该得到鼓励。比如，用水力发电生产的铝应该比火电生产的更受青睐。

 

像《京都议定书》那样，用时间表来制定排放指标，为衡量进展和制定目标提供了一个有用标的。但是，对温室气体等全球污染来说，不应该用目标和时间表来把问题从一个国家一个部门推到另一个。目前的目标和时间表都集中在互不相连的单位之间（国界的阻隔），也未能促进全球经济的相互联系。限制中国的排放，不应该是限制中国的经济发展，更不应该是限制中国在低碳未来中的领导作用。

 

中国有望成为低碳发展和生产的全球领袖。人们在讨论中国排放的最近趋势时，似乎经常认为未来是严峻的，但中国的发展很新很快，足以跟得上未来技术的快速引进，这些技术将改变社会。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拥有最佳的机会来成为低碳的领袖，而发达国家则被巨大成本和顽固的既得利益拖住了后腿。中国有望勇往直前，引领世界沿着这条很少有人看好道路走下去。